杀戮前的大决战
世界上几乎所有对人类文明有重大贡献的国家，其首都除了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外，还在战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比如希腊首都雅典卫城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等。南京大屠杀之前的首都保卫战，现在应当给予正视，因为这场近现代中国史上少有的悲壮之战，虽然最终以中国失败画上句号，并且因此有了后来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杀戮我0余万同胞的悲剧，然而毕竟我们中国人在捍卫自己首都时没有丧失尊严，故为什么不把当年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呢？
南京是我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发生在大屠杀前夜的首都保卫战，仍是中华民族值得浓墨重彩载入史册的一部悲剧，鉴于此，我愿今天的国人摒弃成见，客观地对待当年的历史真相——
1.上海失守前后，蒋介石“比较努力”
“比较努力”这个评价是毛泽东给他的老对手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蒋介石如此评价，我们先把话题转到日军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上来。
当然，言及“南京大屠杀”这一让中日两国结下“世纪之仇”的大事件，我们不能不从197年发生在卢沟桥的七七事变说起。
国与国之间的战事纷争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不多，小人做事便有小人的伎俩：日本从191年九一八占领我东北三省后，便虎视眈眈地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向中国的纵深处进犯。于是在197年7月7日这一天夜间，驻卢沟桥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的宛平镇搜查，当场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于是随即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9军7师19团奋起还击。七七事变由此而来。日本借此事，立即在短时间内，制定出《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并调动40万兵力，对华全面宣战。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即向全国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此时，正面战场的最高指挥与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是蒋介石。
蒋介石是197年6月份到庐山的，他在那里搞“暑假训练团”，并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员”。按照蒋介石在6月7日对训练团大队长以上的长官发表的《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讲话，此训练团的任务是：“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向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唯一的目标。”
191年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基本上还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精力主要花在“剿共”上。196年，西安事变后，加之日本人不停挑衅，老蒋开始对旧友日本有些心灰意冷，**的立场有所收敛，与“小日本干一仗”的决心渐定。197年4月，蒋介石请假两月回老家休养。5月回南京，接着便上了庐山搞训练教育干部事宜。这期间，汪精卫在南京与日本人暗暗勾结，关系打得火热。中日国家关系则面临破裂，日外务省向中方提出点要求：（1）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
“娘稀匹！”这回老蒋气坏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
七七事变前一两天，正在山中的蒋介石并非知晓全部情况，倒是他的军方左右手何应钦最先获得前线情况。
何应钦这个时候正在重庆。他的任务是受蒋介石之命，与川军大员刘湘商谈给川军“消肿”的。
“什么整军！老蒋前年把我们川军整掉了三分之一，这回姓何的又来收拾我们，目的只有一个：他老蒋是想吃掉我们川军！不去，什么鸟会！”刘湘的部下将领们纷纷出来劝刘湘不要去重庆见何应钦及陈诚、顾祝同等中央大员。
刘湘一边吸着水烟，一边半闭着眼，慢慢道：“我若不去开会，不等于让南京来的人操纵整个会议吗？其结果只能对川军更不利。”
经刘湘这么一说，川军将领们才憋着情绪，来到重庆参加何应钦主持的川康整军会议。会议要求川军师以上的长官都要参加，后来在“南京保卫战”中殉身的第145师师长饶国华也在其中。
从7月6日开始，将领们吵了两天，会议没有多少进展。8日上午，第三天的会议开始，川军将领皆到了会议现场，却独不见何应钦。正当大家有些着急时，忽见何应钦手持一份电报，急匆匆地上了主席台，跟座位两旁的刘湘等低语一阵后，突然站起身，沉重地向全场将军宣布道：“诸位川军袍泽，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今天早上，我接到中央军委会紧急电话，刚才又接到外交部的紧急电报，日本华北派遣军驻北平丰台部队，于昨晚今晨，与我9军卢沟桥守卫军部队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战事仍在扩大……”
“这些小日本鬼子，太不像话了！他们欺人太甚，吞了我东北，又想吃华北！”
“打！跟他们拼到底！”
川军将领们一听，会场顿时炸了起来。
“中央军会有向华北增兵的打算吗？”饶国华师长从座位上站起来问何应钦。
“目前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何应钦说。
“那就赶快研究嘛！”
“对啊，小日本是想步步为营，逼我们服输。这回决不能让他们得逞了！”
“对，决不能让小日本得逞！”
川军将领热血沸腾，浩气冲天。
“哎呀，你们啊先不要激动，听我说……”台上的何应钦一副愁眉苦脸道：“打仗要靠实力和头脑，不能全凭感情用事，你们很多人没去过日本，无法想象他们的军事实力、装备优势。以我们现在的国力和军力跟日本打仗，只能是以卵击石。”
这话可惹恼了川军将领们，于是会场上乱嚷一片：“日本人也是肉长的，我们就不信他们刀枪不入！”
“是嘛，老子用大刀砍他，也要砍死他个球儿！”
面对这群举着拳头的川军将领，何应钦脸上一阵尴尬一阵兴奋。
“何部长，如果前方真需要增援，我们川军首先报名，我145师全体官兵甘愿与小日本决一死战！”说话的是饶国华。
“还有我——45军将士决不退一步！”45军军长邓锡侯接过饶国华的话表态。
“好，诸位将军的决心让我感动、让我感动！”何应钦连连点头。
坐在一旁的刘湘感觉似乎到了火候，对何应钦说：“何部长，我看你老兄最好向蒋委员长转告，我建议中央应当迅速转变思路，实行全国动员，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如果前线战事需要，我愿意率所部两个军，立即开赴前线！”
何应钦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朝刘湘和川军将领们点头。他心想：委员长本想“吃掉”川军的算盘看来不能再打下去了，眼下对付日本，恐是当务之急的首要大事。
当日午后，何应钦急回南京，他手里捏着蒋介石让他立即召开统帅部军事会议的通知，准备部署七七事变局势下的军事安排。
7月11日，统帅部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商事11项，主要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派员到北平察看我军力准备，一旦对日事局变化，则将黄河以北作为战略落实地，也就是说：若日本全面开战，我方力争将战场摆在黄河以北的地方。
从7月11日到8月1日的天时间内，国民党军事最高统帅部开了个军事会议，每天分析对日战争的军事情况，并做部署和安排。
中国军方领袖“不屈服”的态度，确实让中国前线部队打出了一些漂亮仗。在卢沟桥与日军交战的国民党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虽在蒋介石看来是支杂牌部队，装备极差，但9军将士以勇敢出名，尤其是他们的大刀队，可以吓退一片敌军。这回跟日本的先进武器决战，大刀队在喜峰口一仗，杀得日军丢盔弃甲，一片狼藉。著名音乐家麦新有感于9军大刀队勇士的神威，专门写了一首《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冲啊，杀！
这首原本为9军大刀队而作的歌，后来改了些词，成为全国抗日的战歌。之后的70余年里，它一直是中国军营里最响亮的军歌之一。
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其实一直是犹豫不决的，他的“不屈服”后面，便是“不扩大”，即不想把战局闹大，尽可能让战火在“可控”的范围内。然而，一心想吞并中国的日本人并没有按蒋介石的心愿行事，他们变本加厉，步步紧逼，一直到把北平和天津两地全部归入他们的铁蹄之下。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人不可能给他这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一点面子，收拾他蒋介石的江山已是早晚的事。“到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觉悟，不是日本灭亡我们，就是我们灭亡日本！我们再不能受敌人的欺骗，再不能以企求和平的苦心反而招致敌人的欺侮。”8月1日，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在出席中央军校的活动时，在《准备全国应战》的动员中如此说。
北方的平津两地在一个多月里先后沦陷，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的阵亡震惊全国，也逼得蒋介石南京政府迎敌抗战。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的抗日还是“比较努力的”——这一评价是远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给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毛泽东这么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日本侵略者确实“大大的坏”。当他们处心积虑霸占北平和天津等要地之后，在本土的日本军部幕僚们暂时反对扩大对华战争，“极力避免在华中、华南使用兵力”，然而在侵华前线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们非常狂妄，尤其对中国经济重心的上海垂涎三尺。由此，他们故伎重施：8月9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官兵二人，不顾中国守军劝阻，驾车企图冲入我虹桥机场滋事，被我守军击毙。日军借此集中多艘兵舰，并公开让陆战队登陆，甚至逼中方守沪保安队后撤并拆除防御工事，遭我方严正拒绝。
日军便开始将战刀指向上海……
在写作此书时，笔者正好看了一本美国学者西格雷夫著的《黄金武士》，里面披露的日本在二战时侵占中国的种种伎俩，实令人作呕：19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轻人穿着好战的日莲宗僧服在上海一条拥挤的大街上游行，唱着歌庆祝在满洲里的胜利，显然这是有意激怒中国人——其实这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善良的中国人不知是计，他们袭击了这5个日本人，当场打死了1个。这些“和尚”实际上是日本的秘密特工，是在上海的日本特务头目田中吉少佐雇用的人。1个日本人死了，少佐按照日方高层预定好的计划，便借此口实，打着“保护”本国公民在上海的幌子，进行军事干涉。“东京总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害者”的样子，开始进一步派遣军事力量进驻上海。而另一方面，在上海的日本特务组织，则着手动员在上海的万名日本侨民中的数百名流氓和黑社会的暴徒，这些自称是“浪人”的日本人手持手枪、步枪和刀、棒等加入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中国军队的挑衅。于是中国驻军19路军不得不还击。日本天皇又立即派9万增兵迅速支援上海的日军。4天激战，日本军队与“浪人”们相互配合，先后杀死了18000多名上海平民和数千名中国军人，然后突然单方面宣布停火。看起来日本还是一个“仁义”的国家，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在上海站住脚跟后进行全面吞并上海甚至全中国的毒计……5年之后的197年，日本人决心“吃掉”上海了，于是又用两个小兵制造事故，再次演出一场“苦肉计”，来掠夺中国更大的“蛋糕”……
军国主义时的日本当政者真的坏透了。
但，这回中国似乎也看清了日本人的意图。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算没白吃饭，被任命为“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将军在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还没有出来时，就已经密电给了南京的蒋介石：（1）日军在沪兵力，近日来迭有增加，综合各方情形，计陆战队官兵约5000人，业经组织健全之在乡军人约000人，壮丁义勇队500人。各种轻重口径炮约0余门，高射炮8门，战车及装甲汽车各0余辆。（）本日由长江上游抵沪之日舰，计9艘，连原有在沪之日舰艘，合计1艘。各舰可随时登陆之水兵，共计000人。
几天之后，张治中将军又给蒋介石发电报，说日军不仅舰队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已经由龙港向上海市内前进，更有虹桥机场上空连续出现“不知国籍”的飞机多次盘旋。“据称日陆军省于今晨4时，对5岁以下的人进行了后备动员……”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更让蒋介石心头一震：小日本真的想吞下大上海了！
我方不是没有动作。此时的蒋介石及幕僚们对形势的估计并没有错，于是密令张治中迅速在苏州一带部署，并准备在江阴封锁长江，命令个教导师个炮兵团（这些炮兵装备都是德国货，并不比日军的差，一团是口径100毫米的加农炮，一团是口径150毫米榴弹炮）向上海推进。8月11日夜，张治中的司令部移至南翔。第二天即1日，张治中及时对我方兵力作了重新布置，并向蒋介石报告。
1日晚，我方战将王敬久、孙元良两师长分别率领87、88师抵达上海江湾一线，兵陈吴淞，完成长江航道阻塞任务。此时的日本东京，已获悉我军用意，内阁紧急决定组建派遣军连夜出征……
“各位将士，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将展开。兹持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之岁月……”大战之前，张治中将军慷慨激昂地对他的部下宣誓道。
中日两国之间的又一次大搏杀即将拉开血幕。日本方面更是志在必胜，开战的第三天，便设立了由天皇亲临指挥现场的大本营。此番设置大本营，可见日本从吴淞大战的血幕拉开之日起，便准备了与中国全面开战的举国之策。
197年8月1日，中日淞沪战役正式爆发。此次为我军先发制人引爆了战役的开端……当88师孙元良部队向敌方在上海八字桥的海军陆战队百炮齐鸣的一瞬间，那在我将士们心中囤积许久的仇恨与怒焰如火山爆发之势，震得日本兵丢盔弃甲！
呵，“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与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我军将士一边向敌人开炮，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一年前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在看望华北前线将士们时所讲的话。
八一三淞沪战役持续整整三个月，一直打到这年的11月1日。纵观此役，我方先后投入的兵力达50个师、70万人。日方共增至10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兵力不下0万人，更有大炮00余门，战车00辆，飞机00架，兵舰数十艘，日自夸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双”。在整个淞沪战役中，不能说蒋介石不卖力，从实际情况看，他其实也是尽了全力，一是亲自指挥了此次战役全过程，二是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也都投入了战场。最终老蒋失败，乃有一大失误，即战机的贻误。如果趁日本人还没有准备充足，在8月1日之前的数日开战，则战局形势可能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我军的装备和海军力量、空军力量较之敌方差距甚大，再加上第三阶段即11月7、8、9三日的最后决战中，由于日方第10军的突然出现，苏州河南岸的我军一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从而战局迅速发生变化。11月11日，日本藤田进的第师团攻进上海市区。第二天，上海完全陷落。
蒋介石决意在淞沪狠打日本人，一为挽回自己的“抗日”名声，二是轻信了身边宋子文这些人向他提供的“个月内，日本将处于破产的边缘并面临革命”这一不实情报，三是原本期待此役可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并获取盟友的出兵干涉。这三个原因中，老蒋最期待的是第三个，但苏联与美国都没有给蒋介石面子，德国人倒是出力不少，不过主要是为了赚老蒋的钱——当他的军事顾问、做他的军火生意。当时在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人数达几十位，他们大多数是退役将军，与蒋介石政府签有私人聘用合同。
淞沪战役，日方伤亡5万余人，我方的伤亡数是其5倍，5万余人。
尽管淞沪大战是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但此役仍然在中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一是张扬了民族气概，粉碎了日军由华北长驱直入武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阴谋；二是它争取了三个月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日后中国长期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三是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并且造成了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不足，为之后的山西决战准备了时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民拼死抗日的决心与精神，洗刷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人的耻辱史，从而也坚定了国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淞沪“战斗中，将士们打得十分勇敢，每小时的死数以千人计，牺牲得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严重不如人意的情况下，仍顽强地和日军争夺一村一镇，并常常为一个阵地进行反复较量，白天日军攻占，晚上中国军队又把它夺回来，双方军队的伤亡都很大。在此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主力各师都补充了四五次，后方各省的保安团整团整团地补充上去，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旅团长伤亡也达半数”。（杨树标、杨菁《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014年版，第101页。）
倾全国之精锐部队，苦战三个月，没守住大上海，如今全线撤离淞沪战场，蒋介石何以面对上海市民？
11月1日，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以政训处的名义，在《申报》上发了一份《告上海同胞书》：
亲爱的上海同胞们：
我军因为战略上关系，暂时从上海附近向后撤退。我们一方面用全力巩固第二阵地，必定在最短期内积极进取，来收复我们淞沪。我军这一次的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真正的抗日战争，实际上从这时候方开始，这是同胞们所已确实认识而能格外奋勉的。我们军队和上海同胞别了，回想到三个月的抗战，我上海同胞不避危险，不分昼夜地和前线努力协助，前线一切需要，都能如响斯应。战区附近，牺牲非常惨烈，而军民合作抗敌的精神，愈久愈坚，这种义勇和热情，是我全体官兵所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的。
我军虽然暂时撤退，我们一刻不能忘记我们的同胞。在我军撤退上海的时候，敌人对各位同胞必然施用种种的压迫和引诱，这在我们是十分的悲痛，非常的挂念。但我们相信爱国的上海同胞，现在虽然处境很艰难：意志一定是坚决的。我们竭诚盼望上海同胞们始终抱着牺牲抵抗的精神，互相扶助，互相勉励，个个人当作自己是战场的兵士一样，誓死反抗敌人到底。上海同胞们一定不会忘却三个月中间军民死伤的惨烈，而继续发扬先烈的精神，上海是我们民族精神所集中发扬的中心，上海的同胞们要立志作国家精神上的长城。
同胞们，我们军队和各位暂时小别了，我们满腔怀念着各位同胞的痛苦和牺牲，对于同胞们所已表现的爱国精神，不是言语所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于万一。我们永远纪念着同胞的鼓励，一定要再接再厉，奋斗到底。我们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我军在嘉定、南翔的阵地上，仍然望得见上海，我们殉国将士的灵魂，也仍寄托在上海，我们热烈抗战全国一致的一颗心，也始终离不开上海的同胞。我们和各位同胞的精神，相互永远的联系着，我们结成一条心，合成一个力，抗战一定胜利，复兴一定成功。我们军队一定在最短期内收复淞沪，来报答我们同胞，我们决不辜负上海同胞的热望。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
11月1日政训处的几个秀才还真写出了一份冒着一些热气的文告书，但上海市民读完文告中那么多“一定”后，直骂蒋介石“讲的就是一句空话”，直骂“小日本总归不得好死”！
上海失陷，首都南京即在敌人的眼前。中国的真正苦难由此开始——
“打！支那人以为我们日本军是泥做的，所以他们才如此狂妄地想把我们赶出上海，那是白日做梦！”“支那人”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
“对，我们决不收兵！打到南京去！活捉蒋光头！”
这是日军一批年轻军官在攻占上海后，在当晚喝酒时你一句我一句的情景。胜利后的狂欢中，有人举起酒瓶，然后高唱《同期的樱花》——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花开自有花落时
就让我们为了国家壮丽地飘落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兄弟深情使我们血肉相连
共同的气息让我们无法分离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抬头仰望南方晚霞似锦的天空
有一架战机没能返航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校的庭院
誓言共死的一天还没来到
为何就提前凋谢离散
……
不能不说日本旧军歌在鼓舞士气上颇有杀伤力，尤其是对那些年轻军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它绽放时有种冷艳之美、寒光之秀。日本兵将自己的生命比作樱花，外人觉得有些不可想象，他们的武士精神也很吓人，失败了、受辱后就得剖腹自尽，这种传统在日本军人之中极为盛行。笔者以前不懂也搞不明白，在写作此书时，正好看到一部叫《最后的武士》的电影，讲述的是19世纪70年代一位美国军人欧格仁上尉被日本武士部落的人俘虏后所经历的故事。在武士部落里，武士领袖胜元大臣把武士道精神的本质告诉了欧格仁：武士道精神就像樱花一样，每吸一口气、每凋谢一次，就是生命的一种醒悟。失败对武士来说必须具有耻辱感，有耻辱感就该自尽，自尽和被敌人杀死都是一种耻辱，战死在战场是很光荣的事。这便是武士道的信念。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武士道便成了效忠天皇的一种精神支柱和侵略工具。
侵华日军的年轻军官们在197年11月1日这一夜，借着胜利的狂喜和上海外滩优美如画的景色，纵情地抒怀着自己作为天皇的帝国军人的那份武士道精神，他们或挥着战刀，或举着酒瓶，歇斯底里地高喊着“占领南京”的口号，目中无人，举枪就射，仿佛明天天亮时，他们便能看到太阳旗升起在紫金山上。
实际上，刚开始日军并没有制定攻打中国首都——南京的计划。淞沪大战结束，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兵力消耗极大的日本军部迅速向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在杭州湾登陆的第10军司令柳川平助发出命令：“扫荡上海附近之敌，战线在苏州、嘉兴以东。”其意显然是想喘口气，等待时机再“重惩中国”。然而，远离本土、刚从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平助的第10军居然拒绝了这道命令。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狂热的日本青年军官认为：刚踏上中国国土即停止作战是件让士兵们无法接受的事。于是11月15日，柳川平助撇开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独自临时召开扩大会议，允许中队长一级的下级指挥官破例参加会议。会上，一些年轻军官提议：“不要去管松井石根这个退役老兵的话了，我们第10军独自向南京方向挺进。”
“此机不择，再等何时？”
“对，为天皇效忠的时候到了！我们到南京后再向本部报告也不迟！”
年轻军官们挥动着战刀，在柳川平助面前怂恿和宣誓道。
“哟西——向南京前进！”一片战刀的寒光下，柳川平助的眼珠贼亮。
就这样，一个疯狂而冒险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原本作为配合松井石根的第10军，现在变成了独自长途奔袭南京的主力，无论是粮食还是弹药都无法给予他们战斗保障，然而被“荣誉”和武士道精神塞满头脑的第10军将士们，将这些困难变成了另一种战斗动力：“粮食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毫无疑问，此时的柳川部队，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亡命之师。亡命之师何等可怕！
战刀已出鞘，血腥怎可掩？
在第10军疯狂进军南京的5天后，也就是11月0日，远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参谋次长多田骏得知柳川部队已扑向南京后大为意外，立即命令停止行动，但柳川毫不理睬。
“大将军，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他们是想抢在我们前面去摘战果给天皇，我们不能让这等好事独给柳川！”获悉“友军”第10军已向南京进军的消息后，上海日军主力的高级军官每天都在向司令官松井石根提出请求，要求尽快抢在柳川部队之前进攻南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