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二次革命失败两年有余，被袁世凯政府通缉的“要犯”孙中山、黄兴都流亡海外，却有一位在黑名单上名列前茅的“要犯”溜回了上海，开启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就是陈独秀。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展开反清革命活动，也创办过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也第六次被通缉了。
当时陈独秀带着妻儿逃亡上海，经济很困窘，时局的变化更让他大受刺激，在给章士钊的信中，陈独秀把中国现状讽刺了一通，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最后他甚至偏激地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中国人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外国人的侵略。其实陈独秀想的是，只有“外人的新思想、新思潮和极端的激愤才能够刺痛国人，唤醒国人。”
不久他远赴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第二年又回到了上海，更坚定地认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他说服出版商的时候说，自己要办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杂志，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或许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着名的一本期刊，它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在创刊号里，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率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他写道，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因此他希望青年人，力排陈腐朽败以去，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和实行进去。
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
在《<新青年>罪案以答辩书》中，将民主和科学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明确表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成为新青年的导师和崇拜的偶像。1917年，蔡元培破格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时，青年学生热烈欢迎，奔走相告。陈独秀上任后，配合校长蔡元培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科成为北大最有活力的一科。
陈独秀与《新青年》
《新青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报刊之一，它从1915年创办到年停刊，历经十年，始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新思想宣传的主要阵地。
作为其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的陈独秀，也因此声誉鹊起，成为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陈独秀在创刊词中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自任主编。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
《新青年》创刊伊始，就揭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攻击。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伦理民主和用科学与理性制定事物的主张，号召青年“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
自1917年月起，《新青年》又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从而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张：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它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写实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受到了钱玄同、鲁迅等干将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本志宣言》，继承了过去《新青年》的民主主义精神，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办刊方向。19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从此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