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增多，对于新华夏来说，不仅是物质投入，最关键的是民心的凝聚，新华夏民族的形成与稳固。想要凝聚人心在，自然离不开文化这个关键的纽带。华夏族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与世长存，就是因为自身文化相对于周围文化的强势碾压，让外族即使一时得逞的占据中原，也只能接受被同化的命运，否则，就只能乖乖的退出中原。
但是，崖山人很悲哀的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带有先进理念的文化作为纽带来统一人心。崖山人可不希望自己的国度被众多的汉人同化，成为另一个大明王朝。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积极进取、放眼未来、与世界列强掰手腕的现代化强国。但同时又需要有深厚的华夏传统，代表的是华夏人的传承。
思来想去，可能还要把后世被批驳为臭老九的儒家搬出来。毕竟，经过千年的演化，儒家思想已经深入到汉文明的骨子里。不过，崖山人可不需要后世被阉割的体无完肤的所谓儒家思想。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后世儒家有个说法，叫以德报怨，意思就是指不记别人的仇，反而给他好处，出自 《论语?宪问》。但是原句是什么呢？原句：“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意思是有人问孔夫子：师傅，别人打我了，我不打他，我反而要对他好，用我的德行与恩惠来对待他，让他悔悟，好不好？孔子就说了，你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别人以德来待你的时候，你才需要以德来回报别人。可是别人打了你，你就应该“以直报怨”，“直”字的意思是有不同意见的，相对来说，把“直”解释成对等的东西，可能的意象是“公正合理”，如是非曲直，理直气壮，耿直等）。
孔老宗师的这句话为什么会被别人有意地曲解呢？根源还是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心思，无外乎就是要信仰孔子的万千民众成为“以德报怨”的顺民，只有“以德报怨”的民众，才会老老实实地服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再来看看影响吧，孔老先生这句被曲解了的“以德报怨”，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的压迫作用，可真是大到了天上。皇帝残暴，我们要“以德报怨”，地主剥削，我们要“以德报怨”，八国联军都打到北京了，还是要“以德报怨”，要卑躬屈膝，要割地称臣，要想尽一切办法彰现自己的“德”，要“量中华之物力，结大国之欢心”……
儒家其实是有许多流派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从此就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正宗。此后，儒家为适合各个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总是从孔子的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在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之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唐代，有韩愈为排佛而倡导的儒家"道统"说；在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
宋朝以后，汉人所熟悉的儒家就主要是程朱派，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
许多人言之凿凿地指出，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束缚，中国从宋代开始走向内向、保守、停滞。甚至有研究服饰史的学者宣称，因为程朱理学的影响，宋代女性的着装趋于拘谨、呆板，包裹严实。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宋画中的宋朝女性，便会发现她们的着装性感得很，通常都是内衣外穿、酥胸微露。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的排斥。
当然，理学有假道学的一面。朱熹有位“一语定交”的好友郑自明，官至“著作佐郎”，娶了宰相陈俊卿之女、朱熹另一位朋友陈师中之妹陈氏为妻。淳熙九年（1182），郑自明不幸英年早逝，一年后坊间传出陈氏意欲再嫁的消息，朱熹便给陈师中写了一封信：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朱熹的意思是希望陈师中能够劝说令妹不要改嫁，留在郑家“养老抚孤”。这也是朱熹全部文章中唯一引述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地方，朱老夫子承认“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可见当时社会并无女性不改嫁的一般观念。只不过陈家乃宰相之家，“名教所宗”，朱熹才“僭率”建议，但他实际的用心恐怕还是出于对亡友一家老幼未来生活的忧虑。
由此可见，对于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理论，朱熹并没有反对，但是也不是全然支持。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
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
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只是,理学对君权的制约，明朝皇帝容得下，满清的皇帝却容不下，他们要的是绝对的君权，是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所以，理学就被满清的皇帝们阉割你，你一道，我一刀，其中以乾隆这个伪学者最狠，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将大量不符合统治需要的文章、文献统统烧毁，不得不说是中华汉文化的一场大浩劫。
崖山人现在所做的，就是邀请在新华夏甚至大明境内的著名儒家大师，全面解读儒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整出一个新儒家。
比如儒家的“五常”指“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
仁，仁省，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埋，乃推己及人意。所以仁者爱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宽裕温柔，仁也，等等。
义，义者，宜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所以引发为羞恶之心，刚义之气，义也。
礼，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中正之态，礼也。
智，智者，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
信，信者，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必然诚实。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
因此，仔细读来，五常不过是为人基本的处世之道，只要不是居于极致，并无不妥，因此崖山人大体都是采纳了。
另外，崖山人又吸纳了汉初公羊儒的部分理论，比如大一统（全国一统）、大居正（恪守正道为贵）、大复仇等等。大复仇最有意思，最体现大复仇的原儒精神的，那就是忠君是有条件的，所谓君臣“义合”，父子“天属”。公羊儒认为，君主违“大义”，则臣子亦可行其道。正所谓君王之仇可复，君王之恶可诛。体现出对君主或者说是ZF权利的一种制约。
崖山人又掺以自己的私货，主要就是将人性、人权、民主等后世思想体现了进去，形成了所谓的新儒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