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来宾人数和宴会费用。男方婚宴来宾人数最多的为00位，平均为9。5位，花费最多的000元，平均04。元；女方婚宴来宾人数最高值也是00位，平均10位，花费最多的为100元，平均6。5元。
概括地说，在影响男女两类婚宴的诸因素中，有两人类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社会经济地位，—是时间因素。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小，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人，这…点是有中国特色的，说明传统文化在社会的下层较上层更浓厚些，越是社会地位低的人越容易大办婚宴，以此补偿其社会地位低下所造成的损失，以此获得心理平衡。关于时间因素，解放后出生、1977年以后结婚的人举办婚宴的吋能性较大，出生、结婚年代早的人则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小。由此即可看出，“文化革命”结朿之后，人们对从解放后近0年所倡导的“革命”标准的偏离一不再坚持勤俭办婚事。这也可能反映了1977年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结婚总费用
根据调查数据，北京人结婚的总费用以及男女方费用状况如下。
由于结婚费用厲连续型变量，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采取方差分析的方法。
从方差分析的结果看，对结婚总费用有显著影响的只有结婚年，其回归系数为57。9，即结婚每推迟一年，结婚总费用增长57。9元。即使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结婚费用的上涨仍是引人注目的。
结婚花费中男方明显高于女方，方差分析表明，对男方费用具有显著影响的也只有结婚年这一变量，其回系数为7。1，也就是说，结婚时间每向后推迟一年，男方费用增加7。1元。女方费用虽然不如男方费用高，但也呈逐年增长趋势，其回归系数为0。9，即结婚每推迟一年，女方费用增加0。9元。虽然结婚费用在解放后40年间呈增长趋势，但如果以每太10年为一段划分，还是可以看出增长速度并不平均。在50年代（1950—1959年），平均结婚总费用为47。7元；60年代河（1960—1969年）为76。元；70年代0970—1979年）结文婚平均费用翻了一番还多，达到885。0元；而在80年代集（1980—1988年）又比70年代激增4倍，高达45。元。尽管有1986年物价增长的因索在内，何近年结婚费用的暴涨仍足不容忽视的事实。
分析与结论
这项调查旨在了解北京市尻婚姻支付一结婚费用的基本状况，并从中找寻一些有意义的理论命题。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一个基本结论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婚姻支付行为已经从主要是在两个家庭之间进行的支付收受行为，演变成主要是在两家家长与新婚夫妇之间进行的支付收受行为。因此，这种婚姻支付已大多不厲于彩礼（包括男方彩礼和女方彩礼）的性质，而具有喜钱和嫁妆的性质。由于钱物的收受者基本上是新婚夫妇，这种婚姻支付的形式更确切地说是双方家庭（包括父辈和新婚夫妇）付出的结婚费用。
婚姻支付形式的这一深刻变化具有重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它表明，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传统文化中那种结婚时在两个家庭之间进行的交易一一其基本形式是男方家庭得到新娘，女方家庭得到出嫁女儿的补偿（彩礼）一一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为一个独立的新家庭的诞生给予钱物上的支持。婚姻支付形式的这种变化同人们婚后的居住形式密切相关。数据显示，虽然在婚后还有9。5的人与男方父母合住，但已衍过半数的人与双方父母家庭分开，单独屈住；而结婚—段时间之后，有更多的夫妇与父母分开，单独居住的夫扪汴整个样本中占到79%呢。这种婚后分开居住的做法与婚帛娴支付形式的变化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数据分析也证明了这—点），因为一桩婚姻的締结不洱意味着男方家庭得到一个新河的成员，也不再意味若女方家庭丧失一个成员，而是双方家庭各自丧失了一个成员。这一重大变迁不能不对旨在平衡两家损失程度和获益程度的婚姻支付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