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一事虽然太过骇人，但静下来思考，其中不无蹊跷之处。钦差使团的行踪所知者少之又少，而且为了掩人耳目，队伍中还特意准备了额外五顶轿子进行掩护，刺客如何能轻而易举地直冲钦差大臣而来？
载泽和岑春煊一番盘算，钦差使团的路线与日程除了自己知道外，直督衙门也是知情的，端方间接也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端方虽然有苦说不出，但眼下不是耍脾气、闹情绪的时候，他态度很诚恳，小心翼翼地陪着说话：“此事疑点甚多，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凶手虽死幕后仍在，务必要纠拿出来，倒是要劳烦赵大人费心了……”
载泽和岑春煊是明白事体之人，也不会相信暗杀是端方授意的。因此清查直隶盐政虽然损害了直督的权益，即便有所不满也万万不至于发展到买凶杀人的地步，更何况出事地点就在直隶境内，本来就有责任，更不必行如此愚蠢的动作。
到底是谁呢？赵秉钧带领缉拿人手开始了多方侦探，为了不打草惊蛇，《帝国日报》除公开谴责暗杀举动外，就轻描淡写地报道了凶手毙命当场的消息，为了“证实”起见，还破天荒地第一次配发了新闻照片。张镇芳等人原本心里的担心一直提高到最高级别，但眼下这等情形，特别是连着好些天没有动静，绷紧的弦也就开始松了下来。
直隶的地头，喧闹一番以后，重新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钦差大臣被刺无非又在民众间所谈论的奇闻怪事中增加了一条，自庚子事变以后，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恩铭、五大臣、载沣现在无非又增添了载泽和岑春煊而已。
盐商群体中，虽然也有不少人怀疑此事的来龙去脉，但自暗杀一事，钦差使团的相关举动陷入了停顿，改革盐政的言语也不再有人提起，岑春煊和载泽在天津闭门谢客，调养生息，警卫力量倒是加强了好几番。盐商们明显摸不着头脑，但既然盐政改革不必再提，也没人愿意出面充当这个不愉快的挑头者。
不过，这仅仅只是表象而已，暗地里，在赵秉钧亲自坐镇之下，内政部最强的力量汇聚天津，开始了对相关情况的察访，而在这些力量中，又以一人最为出名，这人却是——汪精卫。
汪精卫和陈璧君大婚后，又在京城天牢里呆了许久，除了每日的看书写字外，汪精卫本人对维新元年以来的政治实践和政策走向进行了细致的思考。他敏锐地感觉到，整个帝国的政治正向他所不熟悉的领域挺进，特别是三个贪污集团的查处，让他体会到了维新以来前所未有的力度，使得他在思想深处有了极大的触动。
和林广宇、善耆等人想得一样，汪精卫并未对林广宇当时所说的“十年之后如无起色自动交权”一言当真，这种和平交权的可能甚至比暴力革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还要低。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宣示信心与洞察力的姿态。
如果说维新元年高层政治动荡对汪精卫的思想有潜移默化影响的话，那么武昌举事失败的结果则彻底震撼了汪精卫。武昌城中，数倍于禁卫军的新军暴起发难，原本该是猝不及防的一边倒局面，结果禁卫军不但顶了下来，而且还将渗透有革命党的新军清剿得干干净净。
在外界看来，革命党或许是铁板一块的造反阵营，但在知悉内情的人眼中，革命党派别之分野实际上远远要比朝廷来得更加复杂、更加诡异。两湖地区原本是黄兴、宋教仁等长江派苦心经营多年的场所，不但拥有较好的革命氛围而且还拥有不错的群众基础，除开广东以外，就是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最为看好，黄、宋等人之所以能在同盟会中成为主流派，就是源于这种基础与实力。
但武昌举事的结果让汪精卫深为震撼，拥有相对优势和先发制人时机的革命党非但没有能够短暂地取得胜利或者宣布独立，而且还把经营多年的本钱全部搭了进去。望着一批又一批被捕后被关押、被处决的革命党名单，看着两湖地区革命势力被连根拔起的结果，汪精卫深感痛心但又无能为力。甚至，他还不能开口求情——因为皇帝早就有言在先：他对革命党人的优容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准诉诸暴力，不准公开举事，武昌举事恰恰造成了中外震惊的结果，亦让皇帝有不得不痛下杀手的缘由。
作为革命同志，汪精卫对这些革命精英的遭遇极感痛心，但作为革命党的青年领袖，他对革命前途愈发关切，对革命前途和信心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革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成功的问题，倘若像武昌举事之类付出巨大代价而一无所得，那不是革命的应有之意而是中国不必要的损失。而且，经常性暴力革命的失利会带来阴影，不仅是对革命党的士气不可估量的打击，而且对民众的心理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渴望安定，厌恶杀戮是大多数人的本性，如果革命党一次又一次诉诸暴力而宣告失败，只能进一步加剧民众对革命的反感以及他们对革命党的厌恶。如果违背这个趋势，革命永远没有胜利的那一天。
这次查处钦差大臣暗杀案，汪精卫是他熟悉不过了，行事手法、所用武器都是典型的革命党特征，他坐不住了，一反常态，主动向善耆要求，希望能够参与此事的查办。
对汪精卫态度的转变，陈璧君有着深刻理解。汪精卫在目睹两湖革命党的下场后，对革命党人的遭遇深感痛心，他流着泪对陈璧君说道：“小妹，革命的形势远远还没有成熟，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同志们白白枉死了。”
“只是你这话孙先生未必听得进去。”
“不需要他听进去。”汪精卫的表情很古怪，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热情一贯是异常敬佩的，他只是说道，“他的考虑和追求我明白，但是我不能为了这种远大的追求而让热血青年前赴后继地去送死，那不是革命领袖，那刽子手，是杀人犯。”
“咱们能怎么办呢？找皇帝求情？”
“不！那没用！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汪精卫的态度斩钉截铁。
“可是，四哥，你要想好了，自从报纸上登过咱俩结婚的消息后，孙先生和革命党已经认定我们是革命的叛徒了，如果你有其他的举动，更加坐实了。”陈璧君忧心忡忡，但她的关心只限于自己心爱的男人。
“对革命的执著，我汪兆铭从来就不甘人后，对慷慨赴死的从容，我汪兆铭从来就不曾害怕。可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我死很容易，要成全自己、保住自己的名声亦很容易，但这样对革命有什么好处？”汪精卫的情绪很激动，“难道我们的名声和所谓的作为就要建立在一批又一批有为青年的牺牲上么？难道一定要腥风血雨才能达到国家改良的目的么？我们是为了国强民富，暴力只是手段，当暴力成为目的之时，革命已经背离了初始的本意。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别人的讥讽与谩骂？不……我要救这些同志！”
对汪精卫的请求，善耆和赵秉钧两人自然不敢怠慢，当即就向林广宇做了禀告。
面对汪精卫被捕后第一次要求合作的态度，林广宇的意见异常明确：“照准，注意保密！”
合作显然需要双方各自付出代价，汪精卫承诺，协助赵秉钧等人查办暗杀大案，帮助查获直隶革命党组织；赵秉钧承诺，抓获革命党后，一个不杀，由汪精卫加以劝说，愿意具结悔过者当场释放，不愿意的亦不为难，以关押三年为限，三年后无理由释放。
但是，事情深入调查的结果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汪精卫的接触与调查也好，内政部探子的打探回来的消息也好，都证实了一点不寻常。
——对岑春煊和载泽两人的暗杀，从来就不是革命党人的既定计划，甚至在远在海外的革命党领袖们同样并不知情。所有这一切只是同盟会天津支部的一个成员，而他在举事之后已神秘地失踪了。
再深入调查下去，发现这次暗杀完全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党举事，而是有人提供经费、提供军火、提供情报，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暗杀行动，其真实意思是要借革命党的手铲除某些人。
革命党居然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