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动荡，群情不安，从上到下都是势力分布的回归与重新调整。
与所有人不同，肃亲王善耆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为都是尴尬的，最后一刻的倒戈与反悔固然挽回了他的政治生命，却也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
川岛的祸首，内政部的不作为一样样事情联系起来让善耆每每扪心自问，就觉得一阵阵心惊肉跳。虽然，因为中日关系的大局，皇帝不会公布川岛等人在其中的“价值”，但在核心官僚层，这个消息并不是秘密。毕竟有这么多八旗亲贵与川岛有过这样那样的接触，这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情况。当然，川岛等人的下落知情者就少了许多。
局面急转直下，由于善耆的种种问题，新近晋封为贝勒的载泽对他的地位发起了冲击，对协理大臣一职亦虎视眈眈。载家兄弟对善耆同样颇有微词——倘若善耆当时提前反应，哪怕告白一番，载洵的下场都不至于这么坏。而恭亲王溥伟因为密谋者中有极少数禁卫军被渗透，心情同样十分矛盾——一方面固然排除了埋在队伍里面的定时炸弹，但另一方面这种清洗以如此惨烈、如此惊险的方式解决，小恭王心中始终有所不忿。
皇帝处理的态度还算优容，没有理会旁人喋喋不休的言语，终究还是慰勉了善耆，没有动他的肃亲王之位，也没有撤换协理大臣的意思，同时以善耆出首有功，赏赐了不小数额的字画与古董。当然，必要的调整还是操办的——善耆知趣地辞去了内政大臣的兼职，专注于内阁协理大臣，赵秉钧如愿以偿地接替了善耆的位置，酬了志愿。
在审讯川岛等人的关键场合，被誉为“帝国之狼”的赵秉钧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其生平能力，作用极大，不但摸清了黑龙会整体介入亲贵叛乱的相关事实与证据，而且还建立了更加完善与卓越的情报网络。
6月29日，随着刽子手的手起刀落，一腔污血从川岛等人的脖腔处喷薄而出，为他们罪恶的一生画上了句号。日本方面虽然知道川岛等人的行径，但中国方面并没有明确宣布川岛等人的罪状，也就不便直接挑出来自讨没趣——否则岂非不打自招？至于内政部对黑龙会的成员的清理，亦是见不得光的地下手段，也不会公开摆到台面上考量。
如果说黑龙会是赵秉钧执掌内政部后要对付的暗处目标，那么在广州暴乱失败之后的革命党则是内政部的明处目标。
对亲身参与广州之乱的黄兴等人而言，安排5月15日这个日子纯粹偶然，但从事后的角度来思考，革命党的起事与亲贵派的起事竟然发生在同一天，这就不能用巧合来形容。与同盟会诸人，尤其是与孙、黄等人颇为不睦的章太炎首先发难，直面抨击“革命党居然为一小撮亲贵火中取栗”，宣称“现在满清皇帝再如何不好，终究还是主张改良、主张立宪的，革命党为了革命，立场居然堕落到与极端保守、极端反动的满清亲贵一边，其无端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孙、黄诸人，已为革命走火入魔，为革命而革命，或为自己而革命，眼里哪还有一点为国家而革命，为万千民众而革命的意思？……”
《帝国日报》破天荒地将章太炎等人的文章全文刊登，并且加刊了梁启超的按语，用如椽之笔写道：“原以为革命党与我们只不过道不同不相与谋，不曾想革命党为革命二字，已忘记基本且起码的廉耻，今日能勾结帝国内部的反动势力与国家为难，他日必然会勾结外部势力与国家为难，有了今天这一步，将来做汉奸的日子还会远么？……”
东京，同盟会内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几个革命派领袖亦争吵地不可开交。黄兴、宋教仁对孙中山仓促间发动广州起义本来就持有动摇的赞同态度，无非是为了保持队伍的一致与领袖间的团结才勉强同意如此，事后想来，完全是一种欺骗。
而且，川岛等黑龙会众人在京师的表演在国内虽然知之甚少，但在革命党内部，却几乎是人尽皆知的秘密。面对同盟会高层过分仰仗日方的方针，甘愿为日方地下组织效命的行径，不惜与八旗亲贵相呼应的策略都表示了严重不满。性格暴烈的，主张彻底革命的，对孙中山的勾勾搭搭表示愤慨，性格温和，主张国体改造的，则对同盟会的行为表示失望。
在南洋、海外，众多的华侨亦对革命党与日方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表示愤怒，认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革命原本是为了改造国家，增强国力，以更好地应对外国欺压，结果现在革命党主动与外国接洽，不惜摇尾乞怜，不惜卖身投靠，这岂非是另一种方式的引狼入室？革命党不成功还好，一旦成功，保不住日人的势力长驱直入，这国家只是换了国号，其余一概无异，岂非自欺欺人。
1911年的夏天，以众多会员退出为标志，同盟会在日本、南洋乃至于海外均面临着总崩盘的危险——经费没有着落，势力四分五裂、领袖争吵不休，会员急剧减少，在国内的机关要么被内政部连根拔起，要么主动出首，损失的干干净净。
在广州新军遭到清洗为结局，各地新军排除了革命党有组织、成体系的渗透与影响，虽然或多或少还有革命党或者革命党的同情分子潜伏在新军中，但像广州那样大肆活动，掌握队伍管理大权的情况已经不太可能出现，革命思想只是停留在个别人脑海中的第二种政治选择，不具有也不该具有荡涤一切的理想。
大批亲贵遭到清洗、神机营等驻京八旗勒令解散之后，改良旗务、消弭满汉畋域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这种成熟，一方面反映在反对势力、既得利益群体大大减小，对皇帝推行改革不构成威胁这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在于朝廷通过抄家掌握了大批生产资源。从这几百号八旗亲贵家中抄出来的银两虽然比不上前次抄奕劻家那样的丰收，但架不住人多，积累起来亦达到了2亿元以上之数，而田地、房产、古董、珠宝、字画等非现金资产则是庆王府上的10倍。这些资产在赏赐、抚恤完毕之后，保有量依然超过8成。通过在短时间内消灭一大群高层权贵的手段，朝廷掌握了改革的经济实力。
7月28日，皇帝下发了《旗丁改筹生计谕》：“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京师与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日繁，衣食窘迫，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职业，亟应另筹生计，俾自食其力……现朝廷按照旗丁计口授田，旗丁归农之后，所有钱粮诉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期于化除畋域、共做国民，拥护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
按照这份上谕的规定，凡是自动、自愿申请脱离旗丁编制者，除一次性发给相当于三年的旗丁口粮外，还可以按照人口，每户授予100亩土地，超过5人者，每增加一人，增加土地20亩，并另给100元安家费。这些费用的开支，全部从此次叛乱抄家所得中开支。如果旗丁愿意返回东三省进行屯种，则可以安排2倍的当地熟地，“以示优待”。同时，上谕亦明确规定，无论自动申请脱离八旗者，10年后朝廷消灭八旗制度，不再为八旗拨付1分钱。你脱离也好，抱残守缺也好，最多也就10年。
对于贫苦的旗人而言，这份上谕不啻于天上掉落的馅饼，好的不能再好的待遇了，光是100元安家费就可以折抵多年的钱粮，更何况每家还有100亩的土地——哪怕自己不善耕种，雇用佃农干活都能混个小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谁都乐意。上谕甫一传出，京师的贫困八旗最先回味过来，忙不迭地向宗人府请愿要求脱离八旗，宗人府受理最后也不含糊，当下就发了安家费、计口田，同时购销了旗务手册上的名单。
当然，也有人极为不满意，尤其是享有一定特权，拥有爵位的八旗子弟不满意既得利益的丧失，但在挑头的几个跳出来之后，宗人府迅速以叛乱余党查办之，抄家夺爵，干脆利落。经过如此的“正反对比”，轰轰烈烈的去八旗运动在全国开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