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被热浪冲醒，昏沉沉，全身无力，仿佛已睡了几个世纪。但这个世纪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陈天华这一醒来，唯一收获就是发现自己还活着。
他清楚记得上次清醒时，楼层已被突破，屋里最后一个能动的人也出门拼命去了。他动不了，只能躺着等死。他隔着湿透变沉的衣衫，触摸伤口，摸了一把血，却感觉不到疼痛，就好像那血是别人留下的一样。可以试试，他想。他试着站起来。对于大脑传输的指令，双脚隐隐还有些回馈，但身体很快失去重心，狠狠地磕到墙上。之所以知道“狠狠”，是因为他感觉到骨胳断裂的声音。他确定那是自己的骨胳，却不清楚是哪一部份。
再来一次，他对自己说。
至于站起来、动起来究竟有何意义，他根本没有考虑。
四周很安静，像空气凝固了一样。带着这种惶恐，他努力地从屋子里走出来。他终于走了出来，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接着，他看到更让他惊讶的一幕：
陈诚，那个最后离他而去，去与敌人拼命的人，现在就坐在半空中。
陈诚光着脑袋，光着膀子，两手空空，一双深陷在脑壳里的眼睛，正对着四面见光的墙壁——那里已经没有墙壁，只是一些断裂的钢筋和破碎的砖块，依稀可见曾经的墙的影子。早晨永远不醒的阳光，缓缓爬过不知其名的人类躯干和不知所属何人的步枪。
“陈副连长？”
没反应。
“陈诚！陈副连长！”
“小点声......耳朵疼。一动起来就疼。”陈诚看着那面“墙”，脖子直梗梗的，好像被什么夹住，动弹不得。
陈天华明明看到陈诚在说话，却听不到声音。他忽然意识到，世界从来就没有安静过，安静的仅仅只是耳朵。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陈天华大声问。
虽然很大声，陈天华很确定耳朵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而楼下的枪声和炮声像专门等待这一问似的，呼拉拉冲击耳膜，又顺着各条神经，电流一般瞬间传导全身。神经骤然苏醒带来的剧痛将陈天华击倒在地。
陈天华痛得叫起来。
陈诚也跟着叫起来。
两人像赛嗓门似地，一个叫得比一个凶。
“够了！够了！够了！”陈诚反来复去叫得都是这句话。而陈天华则是把所有从脑海里掠过的词汇，“爸爸”、“妈妈”、“春天”、“冰雪融化”“种子发芽”以及“去年买了个表”等等，都喊过一遍。
阿兰朵没了，红蜘蛛没了。
即使是用成吨子弹喂起来的精锐战士，也敌不过双联装25mm高射炮的第二次集火扫射。正如陈诚此前所说，福泰楼不会有援军。但最后一名红蜘蛛在贝塔少校的BELLEVILLE 550 ST钢头军靴踩到脸上之前，用十一局花莲工作队的“免检”频道，向CB师炮兵指挥所喊出记忆中只有黑白电影才有的那句台词：
“D311杠5至8，拦阻射击——向我开炮！”
“免检”频道的呼叫不需要检证，更容不得迟疑。炮指调度员甚至连呼叫单位番号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就将报位参数“一键转换”为射击诸元，直接下达到驻守三营九连防区的高炮单位。
大口径牵引式地炮射击是个复杂繁琐的过程，从指令下达、瞄准、装填、微调到最后击发，每一项字面上的步骤都需要将多个“工作秒”分割为多乘多个动作，由至少8人协调衔接操作，相比之下，双25高炮要简单得多。炮长口令下达，分管高低机、方向机的两名炮手手腕一扭，将炮口对准福泰楼5层，最后踩下脚踏式击发机，压在40发弹箱弹链上的25mm曳光爆破*便倾泄而出。连串的炮弹逐层扫射，用不了一分钟，5层至8层之间任何一种标号的水泥和任何一种军衔与资历的士兵都统统变成了工业垃圾。破败得不再破的福泰楼，如今只剩下侥幸生存的两人——陈天华少校和陈诚中尉。
两位幸存者坐在外焦内乱四面光的福泰楼上叫得昏天暗地，全然不顾仍在撕杀、仍在哭嚎的地面。
浓烟雨雾中徘徊的米-171武装直升机仍在徘徊，天空与大地之间穿梭尖叫的大口径榴炮弹仍在尖叫，无休无止的人造黑暗中骤起骤灭的枪焰仍在继续着每一个人都不会再重播的自己的战争电影......
大约两分钟以前，绕东昂直用03式步枪点射，亲手毙掉了一名敢死队员。
他长得什么样、姓甚名谁、重征入伍以前在地方做什么工作等等，都不重要。两分钟以前，他是一名敢死队员，现在连逃兵都不是，只是死者。
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中央军委颁布的实施条例、总政治部下达的有关规定里，没有一项条款明确授基层指挥员当场处决逃兵的权力。但在绕东昂直前面继续向前爬的人们，包括带“必死组”打头阵的三排长和在敢死队中排压阵的连指导员，没有一个回头多看一眼。
活着的人前进便好，死了的人，也就死了。
作为敢死队员之一的连长绕东昂直拖着泥泞里长长的脚印，很快消失在高达二米的壕沟的东坡。负责弹药输送和重伤员接传的二排长从西坡滑下壕沟，默默整理此次战斗中的第七具尸体。
二排长从死者身上取出弹药、干粮和水，递给正准备向前输送物资的弹药员。接着拿起步枪，拆下某个易以分解且极为关键的部件，分两个方向远远扔掉。最后，二排长扒开死者的上衣，掏出总装备部某研究所专为人体上书写而设计的笔，在死者胸前，身份铭牌绳条拉直后刚好触到的地方，写上足以让团政治处干事们看清的几个字：
“8日6时19分冲锋阵亡。”
此时一颗流弹飞来，将二排长收笔提枪、准备走人的动作定格在壕沟里。
听到声音，弹药员回看一眼。
弹药员将弹药包搁在东坡上，滑了回来。他将二排长此次做过的步骤重复了一遍，用排长的笔在排长染红的胸前写道：
“8日6时24分冲锋阵亡。”
之后收起笔，以更为谨慎的动作，从另一个方向慢慢爬回东坡，抱起弹药包。
6时39分，雨还在下，由机关勤杂人员和轻伤员组成的团担架队摸到这里，将两条倒在一起的尸体放到同一付担架里，抬走。
闷热难堪的PB师步兵战车里，汗如雨下的CB师副参谋长肖杨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像车舱里的空调突然复活一样地，令人振奋。
“九连都成功打到外线了，你能不省那几升汽油吗！”肖杨冲车长舱大声咆哮。
车长完全听不到。
乘员舱里胸挂自动步枪、怀揣大威力手枪的士兵也听不到。
唯有移动式特护病床里昏睡的师长，那个名叫吴品的男人，那个曾经让CIA多名高官在退休前一天锒铛入狱的一级红叶勋章获得者，此时微微抬起眼皮，似乎在笑。他可能已经听到米-171直升机低空而过的呼啸，听到死神之手无奈退缩的叹息。他笑了，真的在笑。尽管在这笑容背后，已有很多条生命为此溘然而逝。
“你所做的能挽救很多生命，亦有很多生命因你葬送。”
冥冥之中，吴品又听到了这话。
第一次听到这话，是在101特工学校毕业典礼上。当时的学校操场，站了一大群蒙面人。台上蒙面的某前任“鳄鱼”站在唯一没有蒙面的某开国上将画像前，对台下蒙面的后辈们说：
“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警察，一种是军人。不管你们将来身在何处，因何而生，为何而死，都脱不掉这身制服。终身履历平平的人会抱着这身制服回到平凡的人群，消失在广场公园里某个有人下棋的角落；屡建奇功的人也会抱着这身制服回到平凡的人群，在广场公园里的某个角落摆好一张桌子，一付围棋，就像我一样，等着因你立功而平凡或因你平凡而立功的曾经的战友们走过来，继续这不再有人死掉的游戏。曾经，你所做的能挽救很多生命，亦有很多生命因你葬送。不管你身退之时，制服上是否有一枚红叶勋章，你都是人世间最幸运的那一个，因为你活着，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现在活着站在这里，不是要重复强调你们的使命有多么伟大。恰恰相反，我的要求，是要你们用世间最肮脏的手段去完成那伟大的使命。我要你们无耻地活着，幸运地活着，活到广场公园找我下那盘永远下不完的棋。记住这一天吧，小子们，丫头们。公元某年某月某日，某个红旗飘扬、鲜花怒发的时刻，一个荣立一级红叶勋章的英雄模范老前辈就这么站在李校长遗像前，大声地要求你们，要无耻地活着！无耻地活着！”
那一天的学校操场上，只传荡着这句与所谓主旋律格格不入的话：
无耻地活着。
每一个从那里走出去的人都会永远记住这话，带着这话进坟墓，带着这话进殿堂，带着这话蹲那永远无人知晓所在的牢房。
当福泰楼传来两串神经错乱的嚎叫，当十字路东面腾起几股战场上司空见惯的浓烟的时候，第一架米-171直升机降落在花莲市“信义国民小学”操场上。
直升机起起落落，每一架都只停留短短的几分钟。
CB师后勤部百余名士兵在战勤科长指挥下，像蚂蚁一样井然有序的搬运着。他们瞬间搬空机上的弹药和粮水，又用一条条尸体防腐袋瞬间填满机舱。
尽管近在咫尺如福泰楼上的威胁均已被双25高炮清除，但风中仍然穿荡着各种各样口径的流弹，因此每一次起落，飞行员们都要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刚刚将操纵杆移交给机长的年轻副驾驶员将脑袋探出窗外，冲一名步兵军官大声喊：
“干你娘捏快点！”
“太阳你祖宗！”军官步兵摘下白色口罩毫不示弱地回敬，“这大热天的，你以为搬活人呐？再快点就扯稀烂了。”
飞行员愤懑看着搬运人群里微不足道的那几小片红十字袖标，不再说话。
运送遗体原本属于人道主义行动范畴，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可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或其它中立机构与A军达成事先约定，再按约定的时间、地点，使用指定交通工具，在指定中立人员监督下进行。然而这毕竟是一个繁琐冗长的过程，由于时间紧迫，加上机降环境限制、非武装机种运力有限以及“一切为作战开路”等等客观因素，此次运送遗体的行动只能附加在战地后勤补给行动中进行。A军显然不可能接受刚刚卸完弹药的武装直升机摇身一变，就成为国际公约约定保护的对象。瞒天过海也未尝不可，可一旦被A军识别，将会打破交战以来的既成默契，为此后的人道主义行动造成极*烦。更何况，此次运送的这批遗体里，还包括一具从未停止呼吸的特殊的身体。
几天前，战区联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马于华专业技术少将在战区党委会议上敲着桌子，对战区副司令员钟不悔空军中将说：“送到后方按照严格程序一对一入殓是人民军队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如果等到所有手续走完、所有红十字车组到位，很多战士的遗体都会成堆烂在苏花公路上，连哪块骨头是谁的都搞不清楚！这绝不仅仅是战地疫情恶化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要给烈士亲属们一个交代！”
陆航机群起飞以前，钟不悔空军中将对整装待发的米-171飞行员们说：“我以一名空军特级飞行员的身份，今天跟你们讲这话。战场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即便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也有可能葬送在百分之一的坏运气手里，但有一点我非常确定，不管运不运烈士的遗体，我们陆军的直升机到了花莲，卸完弹药，总是要返航的。一样的气候、一样的航线、一样的机组，几十吨弹药都运得了，几百名烈士就运不了吗？我可以代表空军护航机群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能够安全抵达花莲，就一定能够安全返航，一个不少！”
“一个不少”是战区空军司令员对每一名陆航飞行员的保证，也是每一名陆航飞行员对烈士的承诺。
死，对飞行员来说很容易，两手松开、眼晴一闭，一阵热血冲头的晕眩感之后，昏沉沉中，不知什么时候就见到Marx了，一了百了。但飞机那些已经死掉的人基本上是中弹而死的，不用想像都能知道，他们死的时候有多么痛苦。活着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痛苦中死去的曾经的战友带回去，安放在春暖花开的地方。
我们能一个不少地返航，死去的战士就能一个不少地回家。这是年轻的飞行员此刻心里想的。
微微抬起头来，就能看到歼-10战斗机从浓烟黑云中穿荡而过的身影，如果再多看一眼，没准能看到它当空爆炸时溅射出来的焰花。而这仅仅只是无良作家编剧们所谓“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中微不足道的一幕。
现在显然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候。面色肃穆但手脚利索的步兵，正将裹尸袋一条接着一条地搬进机舱。年轻的飞行员默默数着，偶尔也偷看老机长一眼。老机长哪也没看，只是将手指抚过显控台，转转这个旋钮，试试那个开关，像在完成某种多年不变的仪式一般。
“这是9号机吗？是9号吗？”一名中校远远跑来，远远地喊。
蜗轮增压发动机的声音很大，年轻的飞行员是靠眼睛，“听”到那名中校的话的。每一名领到飞行执照的飞行员都要学会用眼睛来“听”地面上的在喊什么。
“不长眼吗？”年轻的飞行员从窗子里伸出手，点了点行动前喷在机身上的临时机号。
“就这架，搬上去、搬上去。”
“听”着这声音，年轻的飞行员看到一群全副武装的步兵护着三张移动性特护病床，看样子，正准备推进后舱门。
怎么搞的？
年轻的飞行员从驾驶舱里跳下来，一把拉过中校，在他耳边大声吼道：“重伤员不能上！后舱能熏死人，你知道吗？”
“我有安排，你不用管。”
“什么我不用管？我要对机上每一样东西负责。”
“徒弟。”老机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身后，朝年轻的飞行员使了个眼色。
“他们......”
老机长点点头，“我知道。你回去呆着，这里我来弄。”
“快！快！”中校继续指挥，“232上9号机，231、230等下一架。”
其中一张病床从年轻的飞行员眼皮子底下推了过去。上面躺着的人，被床单和绑布从头盖到脚，头部扎满各种管子，包括输氧管。推车的兵脚步轻盈，俨然天生就是个大力士。
就在年轻的飞行员疑惑的时候，一颗流弹击穿了床单。
外面很乱，就像封常清几秒钟以前的心情一样。
但再乱的心，也阻挡不了老山一等功臣的子弹。他瞄准第一张暴露在有效射界内的病床，他知道真正的目标不可能在这张病床上，肖杨也不可能那么傻，但他仍然扣动了扳机。
因为有一点他十分肯定：
射手不先暴露自己，真正的目标是不会出现的。
至于暴露之后怎么办，封常清没有多想，也不必多想。胜利往往是实力和运气联合发力的结果。运气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他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自己的实力。
肖杨在AD集团军侦察营混过几年，“湿活”经验显然不如杀猴如麻的老侦察英雄。由于内鬼出在师部，肖杨出于保密需要，没有动用师直侦察营。由原ID团荣归人员编成的师直警卫连四排当肉盾没有问题，但听风辨音就差得太多了。此前部署在福泰楼上的红蜘蛛倒是暗杀与反暗杀的行家里手，现在没了。
和预料中一样，首发子弹射出之后，信义国小操场发生了不小的骚动，肖杨及其亲信们显然对子弹的出处还一无所知。
封常清将枪管微微发烫的81-1自动步枪稍稍往后挪了一下，没有留开。
只要吴品还活着，他就不能离开。
这里是唯一可以多次打冷枪而不易被怀疑的角落。没死光的蜘蛛或许会怀疑，红蜘蛛死光了；不被信任的师直侦察营或许会怀疑，师直侦察营没能来；下落不明的老排长或许会怀疑，老排长下落.......
封常清忽然打了个冷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