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安哲近来在单位里的日子确实难过。春节快到了，往年在这个时候，照例会计室要给每个人送去一只信封，里面装的是年终奖金，奖金数目虽不吓人，却比一般事业单位要优厚得多，对于这些平日里清苦度日的工程师们来说，无疑是久旱的甘露，雪中的火炭。可是这几日单位里已经有消息传出，今年有相当一部分奖金要被财政部门扣除，因为全年度设计任务未能按期完成。完不成的原因，百分之百是由于集装箱码头的设计方案全部返了工。虽然几个主要设计人员加班熬夜，紧赶慢赶，终究是耽搁了其他几个设计任务的工程进度。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可以想象，安哲在这个设计院里简直无从抬头。知识分子们是讲“涵养”的，照例不会像泼妇无赖们那样跺脚骂街；但是那种恼怒，那种冷淡，那种视为异类、不屑一顾，从精神上来说更令人难以承受。
安哲无从申辩。院长和几个“总工”们属于月收入两百元以上的“高薪阶层”，不在乎几个年终奖金，自然不会注意到弥漫在全设计院的异常情绪。替安哲愤愤不平的那些刚分进来的大学生们，人微言轻，只能在私下里发发牢骚，骂学校里管分配的人事干部。其实他们心里也清楚，若是换一个别的什么单位，差不多也是如此遭遇，“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吧！好在他们年轻，有本钱，等个十年二十年还不算太晚。只是安哲，他们替他难过，替他不服。
昨天上午，安哲到资料室去还一本书的时候，地基设计组的一位中年工程师正在桌旁核对一个什么数据，手边摊着尚未完成的设计图纸。见到安哲进来，他猛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急忙把图纸对折起来，用一份资料盖住，然后相当尴尬地朝安哲笑笑。安哲心里自然知道，人家是害怕他再一次从图纸上挑出什么漏洞来。他成了野心家，成了会带来灾难的洪水猛兽！而且，这位工程师把事情做得如此拙劣，如此显露，连一向满不在乎的安哲都觉得不能容忍。
今天上午发放本月工资。安哲同办公室的一位细高挑儿的女技术员故意把瘪瘪的工资袋“啪”地往桌上一摔，又从眼角斜睨了安哲一眼，明显是提醒他：奖金要是扣掉，只有这么一点点工资了！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挑战，安哲猛地站了起来，冷冷地看了她半天，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身就把两手卡在上衣口袋里，不屑一顾地走了。他知道，这神态、这举动都会使办公室的同事们加倍反感，但是他想不出别的对付办法。争吵？跟这样一个女人不值得；装没看见？他办不到。他不是那种好脾气的、能够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他只能以轻蔑来对付一切。
就是这样。安哲耸耸肩，淡淡地笑着，对记者说。就是这样，你觉得你能够理解吗？悲剧是在于：他的行动不仅仅是触犯了某些领导，而且是对全体同事构成了威胁。他犯了“众怒”。因此他在设计院里被彻底孤立了。他现在是坐在一座冒着烟气的火山口上，他感到了那种浸入骨髓的恐怖感、危机感、毁灭感。他竭力装得满不在乎，装得自在，超脱，甚至踌蹰满志，但是他装不太久了，装不太久了！人的神经毕竟只能绷到某个限度。
记者拍拍他的肩。他只好拍拍他的肩。这也许是表示某种安慰、同情，谁知道呢？见鬼！记者想抽烟了。他问安哲抽不抽烟？安哲摇头，却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牛肉干来，撕开口子，在记者和他自己的手心里各倒出几颗，扔一颗进嘴里，狠狠地嚼着。
桔红色和天蓝色的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哐啷哐啷地驶过去，车内的灯光时明时灭。灯亮时，就听到售票员平平淡淡的吆喝买票的声音。天气不算太冷，可是路上几乎不见行人，空荡荡的柏油马路在灯光下发出一种寒光，灯光集中的地方，那寒光就愈加发亮，发青，凉飕飕的。从他们坐着的地方望上去，立交桥显得厚重沉实，坚不可摧一般，仿佛一座自天而降的钢筋水泥的大梁，沉沉地压在他们头上。记者觉得奇怪，这立交桥怎么跟白天走在上面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桥，是我一个同班同学参加设计的呀——安哲忽然说。是市政设计院搞出来的好东西，你看看，看看这桥墩，粗得跟什么似的？你再看上面那梁，好笨重呀，笨得发蠢了！立交桥嘛，给城市增加美感的建筑物，干吗不弄得轻巧一点？飘洒一点？我那同学曾经搞了个方案，我看过，桥体相当漂亮，可是他把方案送给主任工程师以后，不几天就被莫名其妙调到地基组，搞地面承载力计算去了。方案嘛，当然石沉大海，主任工程师从没提过这事，就跟没有似的！嗬嗬，那可是个本市建筑界有名的权威人士呢！
安哲往嘴里扔着牛肉干，呜噜呜噜地说着，嘴角微微撇下去，显出一种很超脱很淡漠又很不屑的样子。借着桥上射下来的灯光，记者能看见他下腭上的一根筋在狠狠地一上一下牵动。
哦呀呀，这些恃才自负的年轻人哟！说不定，就是他们这副自命不凡的模样惹得老辈人不高兴呢。记者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