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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至十三章

十一、春荒返销粮(作者:蔡运生)

山花刚开过,田里的油菜正在抽苔,地里的麦子正在拔节抽穗,生产队里有几户人家已经没有粮食吃了,天天找着队长要粮食,要借粮食。

本来,六队去年分配还是比较好的,人均口粮三百八十一斤。在当时,全县人均还不到三百六十斤粮食,一些生产队多年都吃国家的返销粮,拿国家的补助款。全县除了化林大队,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生产队要吃国家的“春荒返销粮”。当时,生产队分配的都是毛壳壳粮食,也就是麦子、谷子、玉米、红苕等粮食,不可能有细米白面,更不可能有精米、精面。当时城市里供应的粮食,米面也都比较粗糙。那个时候,全国物资供应都很紧张,城市人口和干部每人每月供应二十三斤粮,还要强行节约两斤,实际只有二十一斤粮。每人每月供应二两(那时使用的是老称十六两为一斤)菜油,四两猪肉,半斤豆腐。没有糖,没有牛奶,没有副食品。一切都要发票供应。去年队里分配的三百八十一斤粮食,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在全大队,全公社都是分配得最好的。可是那时,家家户户都没有陈粮。加之学大寨,改土造田,劳动消耗太大。一人一顿喝四五大碗稀膏膏都不顶用。遇见“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一些家庭就断了粮食。出工的人少了,来出工的人也无精打彩,有气无力。生产队长只得跑大队,跑公社去汇报情况,要求公社发放“救济粮”。

公社一下子慌了,文家湾六队历年分配都是最好的,今年却闹起了粮荒,立即向县里打报告。县里害怕死了人,立即调拨来返销粮,每人供应三十斤,还可以每人再借三十斤粮,待秋后归还。生产队人心一下子稳定了。

公社要队里立即组织大家学习,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有了粮食吃,大家学习也积极了。

由于前段时间生活紧张,粮食不够吃,生产队的出纳员挪用了集体现金二十八元。生产队里发现后,立即召开队委会议。二十八元钱在现在根本不值得一提,可在当时,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可以上纲上线,可以挨批斗,可以送劳教管制。队委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要上纲上线送他去劳教管制吧,他家是贫农出生,一家人只有他一个人劳动。他一走,他全家剩下老小五口人,就只有生产队集体来承担。讨论最后,只有把他的出纳员换了,让他自己承担一家六口人的生活负担,对他进行劳动管制,待大春分配时扣回集体的挪用款。

可是,找谁来当出纳员呢?愿意当的人,大家又不信任,不愿选他;大家选的人,别人自己又不愿当。天黑了一阵了,队长最后只得指定我来当生产队出纳员,大家立即拍手通过,要第二天上午就接交手续。我觉得非常突然,又很茫然,一个知青娃儿,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就当起了生产队的出纳员?出纳员是干什么的?怎么干?我都一无所知。

第二天,在队长、会计的监督下,我们接交了手续,我正式当上了生产队的出纳员。队里又让尤平安当了二组的记工员,让伍秀蓉当了一组的记工员。我们三个知青,都成了队里的主要劳动力和队委会成员。

十二、买猪(作者:蔡运生)

生产队饲养场要买十二头小猪添槽。队里开会决定,由饲养员文绍昌负责买猪,由我负责负款,再去五个人背猪,到县城里猪牛市场去买猪。我事先准备好现金,就和大家一道,天不亮就走路到县城去。进了县城,我和文绍昌就赶往县城卖猪的市场东门河坝去赶早买猪,害怕去迟了买不到好猪。其他人都忙着先去给自家和邻居购买食盐、煤油、针、线、药品等等生活必需品,说好十点左右到猪市场来找我们背猪。

文绍昌和我到了猪牛市场,东门河坝猪牛市场里,已经有十几背小猪和架子猪了。文绍昌一边抽着兰花烟,一边将整个猪市的猪都一背一背,一处一处地看了一遍,然后,如数家珍似的悄悄地告诉我,这一背是才出月的小猪,那两背是双月猪,那边的是三个架子猪。哪几个猪好,急窜,活跃,以后肯长。哪几个猪不急窜,不活跃,可能有病,以后不肯长。哪几个猪嫌嘴,以后不肯吃,不肯长。仿佛他就是这些猪的主人一样熟悉猪市里所有的猪的情况。我听见他这么熟悉小猪的情况,就叫他快点买猪。他却狡猾地说:“忙啥子,猪还没有全部登市。这时候买猪,价格要高一些。等待猪全部登市了,选择的余地多一些,价格也要低一些。”

我们就在市场里各处观看,不忙于下手买。

十点钟了,东门河坝里猪市场中,卖猪的人和猪挤得满满的。文绍昌这时才胸有成竹地去选猪,讲价。他选好猪,讲好价,我就带到市管会过磅处去过磅开票,然后由我负款。

十点半了,文世虎他们都来了,可文绍昌才只选了十一头猪,还差一头猪。文朝荣看见还差一头猪,就自高奋勇地自己去选猪,选了一头大架子猪。文绍昌看了一下说:“这猪不急窜,不灵光,怕不会有病吧?”

文朝荣不耐烦地说:“你选的就很好,别人选的就有问题?这猪肥肥胖胖的,啥子不好?你这是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

文绍昌哑口无言,只得叫我去过磅付款。市管会一过磅,六十斤半,卖家说算六十斤,我付款四十八元钱。市管会开了发票。

我看见猪已买齐了,就说:“文朝荣,你选的猪,你背回去。其他人大猪背一头,小猪背两头,各自装好背回队里。”

待我们七个人,将十二头猪背回生产队饲养场,已经是下午快三点了。将猪分别关在猪圈里,才各自回家。回家后,我又得自己做饭吃。

第二天一早,出早工收工回家,我正在煮早饭,文绍昌就和队长来到我家,急不可耐地对我说:“老才,昨天买猪时,我说文朝荣选的那条猪不好,他硬要犟到买是吧?”

我说:“文朝荣是犟着买了一头六十斤重的猪。”

文绍昌接着说:“就是那头猪,回来就不吃东西,也不喝水。我将它单独关在一个猪圈里,又给它添了猪草和水,它都不吃。今天一早,我去猪场看猪,其它十一个猪都好好的,只有这头猪死了。我饲养了这么多年猪,从来没有买过瘟猪,更没有出现过买回来就死了的,这怎么办,我可赔不起?”

我这时才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对队长说:“这件事情文绍昌没有多少责任。这猪是文朝荣选的,文绍昌说这猪有问题,文朝荣还说他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使文绍昌哑口无言,没有办法,只得买了。”

队长说:“那现在咋办?生产队白白损失了五十块钱?你们要想办法!”

我心里掂量了一下,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死猪和发票一起拿去找市管会,要市管会出面,找卖家退钱。但这个办法没有多少把握,也不知道结果如何,只能试一试。”

队长想了很久,才说:“那就死马当着活马医,我叫文朝荣将死猪背上,跟你一道到城里去。你带上发票,去找市管会,尽量减少集体损失。”

我说:“这只能是尽量努力,不能保证全部挽回损失。”

队长说:“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嘛,只要尽了力就行了,不必强求。”

我吃完饭,带上买猪的发票,文朝荣早已在院子外等我了。文朝荣就背上死猪,和我一道往县城走。一路上,我思考着怎样去找市管会,怎样去找卖猪的,怎样才能使集体损失降低一些。

文朝荣背着死猪,开始时一言不发,忧心忡忡地只管走路。后来他实再憋不住了,就轻声问我:“老才,这个事情你能办成吗?卖方能退还我们的钱吗?不然,队里要我赔耍当。我可赔不起,那是五十块钱啊,我到哪里去挣?我一家人一年还进不到两百块钱呢!”

我说:“我也知道集体和你个人都很困难。可我也没有把握,只能去试一试,尽量去争取吧!”

文朝荣听了我的话,更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只低头走路。

我们来到县城里市管会门前,我让文朝荣将死猪连背兜放在大门外,我进去找市管会商量。那时,我们县里是二、五、八逢场赶场,平时城里很少有人赶场,也没有猪牛、家禽市场。今天不逢场,市管会的都在办公室里。我进去后就直接找办公室说明情况,请求他们能出面处理卖瘟猪的事情,帮我们追回集体买猪的钱。我又拿出他们开具的发票给他们看。市管会办公室的同志看过发票后说:“你们集体买猪,开了发票,说明你们是按规定进行正规的市场买卖,不是进行的黑市交易。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其二,你们的发票说明你们昨天确实买了这头猪,今天是死了,我们也应该进行处理。其三,最近,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猪瘟流行的情况。其四,按照程序,你们应该将卖方叫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将当事双方当面进行调查,进行处理。”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一下子着急起来,他这不是白说了吗,我们不是白找了吗?说了半天,他要我去将卖方找到他这里来,那卖方愿意来吗?能够来吗?如果我不认识卖方,或者卖方卖后就走了,我去找谁去?我急忙说:“我认识卖方,也知道他住在哪里,可我能把他找来吗?他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能把他怎么样?你们能不能和我们一道,到他家里去解决一下?”

那市管会的说:“这个我们就不可能了,我们只能按规定办事。再说,全县这么大,我们不可能到处乱跑。我们才几个人的编制,哪有那么多人手?”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凉透了,我们两个人这一趟是白跑了。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明明知道我们是买到了瘟病猪,却不帮我们处理,只管收费。我们还能够再找甚么单位帮我们处理呢?想不到任何办法,我只得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文朝荣。

文朝荣听我讲完,立即着急地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钱要不回去,队长一定要我赔这五十元钱,我哪里去找那五十块钱,这要整死人哦!”

我知道他这时候真的着急起来。那时候,五十块钱,对于一个家庭真是一个很大的数子,一个家庭一年也挣不到几个五十块钱,一个劳动日一天才几毛钱。可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两人就坐在市管会门前街边叹气。

我坐在街边石头上,屁股下面冰凉,很快就凉到了全身。我一下子跳起来,对文朝荣说:“走!我们把死猪背到西门外张磨房家去,去找张老汉儿说理去。”

文朝荣大惑不解地说:“背到那里去干啥?”

我说:“这猪是张老汉儿卖的,他家住在西门外,他家开了一处磨坊,专门给附近人家碾米、磨面,他就落一些麦麸、米糠,用来喂猪。我们去找他去。”

文朝荣听说去找卖家,仿佛看见了一线希望,立即背上死猪,跟我一道往西门外走去。

来到张家磨坊,看见张家三个人正在两栋大石磨前忙碌着,就没有先去找他们。我先到了他家隔壁人家猪圈里,看见那一家人也喂养了一头猪,就顺口说:“你们的猪喂得好喔!”

那家的妇女说:“今年养猪很不顺哦,闹猪瘟,这附近的猪都死了大半了。连隔壁张家养了六条猪,一连死了五条,昨天又将最后一条猪牵了出去。今年的猪不好养啊!”听了她的话,我心里有了底,才又走到张家去。

来到张家,我走到张老汉身旁,附在他耳边说:“请你出来一下。”

张老汉儿以为又来了生意,忙拍拍手,跟着我走出磨坊。我和他蹲在磨坊门前,然后掏出特意买的“经济牌香烟”递给他一支,待他抽上香烟后,我才说:“老太爷,你昨天卖给我们的猪是一头瘟猪,我们生产队让我们来找你,你看怎么办好?”

张老汉一边抽着烟,一边仔细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卖给你们的猪,你有把凭吗?”

我说:“我们买猪,是市管会开了发票的。我们有发票,市管会那里也有。”

张老汉说:“我卖的是好猪,没有生病。你们买时是好猪,你们才买的。”

我说:“你们这里出了猪瘟,你家的猪一连已经死了五条。这一条又有问题了,你就不应该卖,可你还是卖了。我们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不知道这里出现了猪瘟,才买了的。这你应该负责任。”

张老汉有一点着急了,说:“你们昨天买猪时,为什么不看好?为什么现在才来找?”

文朝荣听见,迫不急待地说:“你卖给我们瘟猪,你昧良心。生产队要我赔起,我们一天才两三角钱一个劳动日,我哪里来钱赔。你今天不把钱退出来,我就不走了,天天守在你家门前。你几时退还我们的钱,我几时才走。”

张老汉更加急了,说:“我已经死了五条猪了,你们还要这样,你们不要逼我,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我说:“这已经很清楚了,你的五条猪是得猪瘟死的。这一条也传染上了猪瘟,你才卖了的。我们是生产队集体买猪,你是个人卖猪,又卖的是瘟猪。市管会开过发票,市管会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我们来,是和你协商,希望大家都能退一步,协商出一个好的处理办法。要不然,就只有到市管会去解决。再不然,文朝荣一个人负不起这个责任,他就不好办了。”

张老汉听了我的话,沉思了很久,才说:“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你的猪得了猪瘟,这你是知道的,你应该负主要责任。我们应该负次要责任。你退我们三分之二的钱。”

文朝荣听了,说:“不行,一定要全部退我们,不然,我拿什么赔生产队?”

张老汉听了文朝荣的话,更着急了,节节巴巴地说:“你那样子说,我、我就不退你,我都已经六十几的人了,我也没有什么怕的了。”

文朝荣也红脸胀脖子地说:“那我就去找市管会,再不然我就天天躺在你家磨坊门前,让你没有办法搞加工,看你怎么办!”

张老汉听见文朝荣这么一说,着急得要跳起来。

我立即制止双方,说:“我们来,大家都好好商量,不要动气发火,发火解决不了问题。张老太爷,你卖的猪有问题,你是知道的,你就退一步,退我们三十二块钱。文朝荣,你也不要再闹了,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也不要你陪钱。”

张老汉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说:“这还差不多。”

文朝荣还在一边说:“那不行,非全退不可。”

我用眼睛瞪了他一下,说:“听我的。”

张老汉见文朝荣没有再开腔了,就慢腾腾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绢包来,两手慢慢地打开手绢包,摊出一叠钱来。他从中抽出三张十元的,又抽出两张一元的,然后包好手帕,揣在内衣里。又数了数,才将三十二块钱交到我手里,不太情愿地说:“这以后,再也不能找我了!”

我接过钱,欠意地说:“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对不起了,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说完,我拉着文朝荣就走。

文朝荣还有一些不依不饶地说:“那十六块钱咋过办?谁个赔?我可一分钱都没有,要我陪我可赔不起。”

我把他拉了很远了才说:“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很可以了。你想,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一分钱不退你,你能把他怎么样?市管会是那种态度,说明他们是不管事的,他们也拿张老汉没有办法,只能批评教育。张老汉不到市管会来,我们也不可能把他拉来、背来。来了也只能教育一下,不能掏他的腰包。再说,你买猪就没有责任?你也是有责任的。”

文朝荣说:“我没有钱,我赔不起。”

我说:“责任是你的,你要吸取教训,不要充杆节子了。我去给队长商量一下,以后吸取教训,就不再要你赔了。”

文朝荣听了,也就不再言语了。

回生产队后,我将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了队长,并请他不再让文朝荣赔偿了。队长说:“这次叫你去,我根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哪有买了东西又退赔的?何况是生猪。主要是要教训一下文朝荣,今天也不能给他记工分。你认识那些人,能退回三十二块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如果不是你,根本不可能退钱。不过,我还是要狠狠批评一下文朝荣,他啥子事情都爱充杆节子,当二杆子,充二球货,以后还不知道会闯多少祸事,捅多少窟窿,赔多少耍档。”

这时,我才想起一天没有吃饭了,忙回家煮饭去。

十三、种早玉米(作者:蔡运生)

种早玉米了,我先将自留地翻耕了两遍,又将地耙得又细又平整。然后按照农业科技书籍中,种玉米的种植方法,分辨了西北、东南的方向,按窝距0公分,行距50公分的规定挖窝子。文世虎的父亲文明德大爷走我地埂上路过,看见我在种早玉米,就有意停下来看一看。德大爷是生产队里种庄稼的老把式,在生产队里,他辈分高,种得庄稼又好,说话很有分量,全队都相信他,生产队长也得听他几分话。他看见我在测方向挖窝子,就说:“你不按土地的长边挖窝子,你就浪费土地,晓得吧?”

他看见我按书上的规定挖窝距和行距,他就更不能理解了,他指了指我说:“娃儿,你这个样子种庄稼,以后啥都收不道。玉米哪有种这么稠满的嘛!又不是种蔬菜,种小粮食。我们以前种苞谷是辟髂一锄。毛主席号召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供’,我们都学习了很久。密植嘛也要合理密植嘛,你那太稠密了,以后去扳啥子,连草**都扳不了多少。”

我一下子就懵了,书里明明写得清清楚楚的,怎么就不行了呢?而且德大爷还提出了“八字宪法”,我连听都没有听过。不知道搞农业还有很多科学知识要学习。我就到公社王社长那里找到了一本《农业八字宪法》的小册子,认真地看了看,那是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制定的,为了科学发展农业,夺取农业大丰收,争取粮食大增产而制定的科学发展农业的规定。

那时候,我县跟全国一样,生产力低下,农业产量非常低。据县统计数据,全县一九六九年粮食平均亩产:小麦150斤,水稻400斤,玉米47斤,红苕56斤,油菜籽18斤。由于农业产量极低,当时很多地方吃饭都有问题,农业大国没有粮食吃,毛主席才制定了科学发展农业的八字宪法。可是,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推行了十多年,都未完全贯彻落实。我反复将八字宪法学习了很多遍,然后又看了科学种植玉米的书,决心按照科学种植玉米的具体方法,在自留地里试种玉米。玉米种完了,我又在玉米宽行中插了两行黄豆。待玉米、黄豆生起来后,大家看见了都在摇头。有的说,娃儿,你的玉米种得那么稠密,秋天没有收成,赶快去扯掉一半。有的干脆说,你把田地给浪费了。我心里没有了底,又查看了几本书,书里都大同小异,我也就放心了。“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秋后自然有一个比较。

队里种早玉米了,还是按照传统老习惯种植,按花叉子挖坑,看起来天一窝地一窝的,没有规律,是种的大稀行。在耙地时,就已经将黄豆、小豆撒在地里了。种玉米时,老人、妇女挖坑丢种,男人就挑粪浇灌,然后用耙将窝子掩平。当然,用这种方法种粮食,速度快。可是,这是以前山区广种薄收的老办法,是当地老祖宗传下来的几千年的种植方法,是落后的种植方法。但是,谁又能阻挡这种方法,谁又能改变这种方法呢?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推行了十多年了,仍然没有得到较好贯彻。文世虎告诉我:“小春种庄稼,种三个月,才收一个月,小春收获小;大春是种一个月,收三个月,大春收获多。五月小春抢收,大春抢种是最忙的了。”我好象也有点理解他们玉米种大稀行的理由了。难怪“农业八字宪法”难以在边远贫困山区推广执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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